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加快建立國家統一的經濟核算制度，編制全國和地方資產負債表。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進一步要求，探索實行國家宏觀資產負債表管理。這一方面反映了改革的接續和深化，另一方面凸顯了國家資產負債表在宏觀經濟治理以及國家治理現代化中的重要作用。和國內生產總值（GDP）等增量（流量）指標不同，國家資產負債表中的資產、負債、凈值等均是存量數據，能夠更全面、更系統地反映長時段的結構變遷。探索實行國家宏觀資產負債表管理，就是要充分發揮存量數據的獨特優勢，進一步摸清“家底”，準確把握國民經濟運行情況，堅持增量管理與存量管理相結合，切實推動國家宏觀經濟治理創新。

有助于發揮宏觀經濟治理效能

國家資產負債表是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資產負債表的初步編制始于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之后風行于主要發達經濟體。依據聯合國等五大國際組織發布的《國民賬戶體系2008》，美國、德國、英國、法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發達經濟體均編制了較長時間序列的國家資產負債表。

需要指出的是，在國民經濟核算的大框架下，資產負債表一度只作為一種統計方法。而自20世紀80年代的拉美債務危機、90年代末的亞洲金融危機以來，特別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后，關于國家資產負債表編制和研究方法的討論日趨活躍，“資產負債表方法”“資產負債表衰退”等理論分析方法與政策研討蔚然成風。這進一步凸顯了編制國家資產負債表的意義絕不限于傳統的統計與核算，而是具有較強的宏觀經濟分析和管理功能。

當前，全部G20國家都開展了國家資產負債表的編制工作。發達經濟體的統計制度較為完善，都對外公布國民賬戶體系下的資產負債表和資金流量表，且大部分按季度公布；發展中經濟體相對較為滯后，只有少數國家的統計局公布部分年度數據。我國非常重視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建設，從20世紀90年代初就開始統計核算年度資金流量表；對構建資產負債表核算體系進行了不懈探索，曾試編過1998年和1999年的國家資產負債表。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加快建立國家統一的經濟核算制度，編制全國和地方資產負債表”的戰略任務，其目的就是摸清“家底”，進而對國民經濟運行狀況作出更全面的判斷和分析。2017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全國和地方資產負債表編制工作方案》。2018年起，國家統計局連續編制年度全國資產負債表，但目前并未對外發布。此外，2011年以來，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資產負債表研究中心開始編制國家資產負債表并定期發布，目前已編制完成1978～2022年的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成為分析研判中國國家能力、財富構成與債務風險的權威依據。

準確認識國家資產負債表核心功能

國家資產負債表是一個國家的大賬本，綜合反映了一個國家資產、負債總量及結構的核算表，也是分析經濟、識別和防范風險、穩定金融的重要方法。

首先，國家資產負債表有利于系統把握國家整體以及居民、企業、政府等國民經濟各部門的“家底”，揭示主要經濟活動之間的對應關系。作為存量指標的國家資產負債表，其數據覆蓋的范圍更廣，信息量更為豐富。一是展現國民財富及其部門分布狀況的信息，為科學調整和優化國家資產負債結構與各部門經濟結構提供決策依據。二是把經濟增量分析與存量分析、總供給與總需求分析有機結合起來，有助于更加準確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提高宏觀經濟政策時效性。三是準確刻畫全國、地方和各部門的資產負債狀況，評估償債能力，全面反映結構性矛盾及宏觀風險的累積，為科學調整杠桿、識別潛在風險儲備政策工具。此外，存量是增量的基礎，對存量的考察，可以更好地評估未來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

其次，國家資產負債表為衡量綜合國力提供更為可靠的統計基礎。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的背景下，綜合國力比較在所難免。長期以來，綜合國力比較都是將經濟總量即GDP作為主要依據。但財富存量不僅反映了過去的增長和積累，還奠定了未來發展的物質基礎。因此，財富相比于GDP，在衡量一國綜合實力方面無疑更具代表性。越來越多的研究也將國際競爭焦點置于財富比較之上。

最后，國家資產負債表為評估一國債務風險提供更加全面的分析視角。傳統分析大都就債務論債務風險，而忽略了資產、財富等可用于應對風險的經濟資源存量。事實上，如果有較大規模的財富存量，債務風險往往就只是流動性風險，而不是資不抵債風險。這在討論中國地方債務風險時顯得尤為重要。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國家資產負債表方法重新引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其他政策研究機構的高度關注，也是因為它在評估各國債務風險方面具有優勢。

堅持存量管理與增量管理相結合

長期以來的國家宏觀經濟治理，主要是圍繞GDP等增量指標進行增量管理（增量資源配置），如刺激消費、激發投資、增加就業、提高居民收入等。這些舉措固然重要，但如果存量結構不調整，增量管理也難以推進。比如，居民消費、企業投資以及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因其自身資產負債表的健康程度而被嚴重抑制。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探索實行國家宏觀資產負債表管理，旨在由原先主要圍繞增量資源配置轉向強調優化各類存量結構調整，包括各部門資產負債表的修復、政府——居民之間宏觀財富分配的調整、央地債務結構的優化，等等。

第一，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帶來存量——增量關系的新變化。一般來說，在家底薄（財富規模還不夠大）、經濟增速快的時候，增量增長是存量積累擴張的主要途徑，增量管理尤為重要；但在家底漸厚、經濟增速放緩的時候，存量分析的重要性凸顯。這個時候，不僅要在增量上做文章，保證一定的增長率，更要在存量上做文章，因為存量的優化調整是盤活家底、增厚家底的主要手段。當前，我國正處在這樣一個需要重視存量管理的階段。可以說，從增量管理轉向增量管理與存量管理相結合，是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戰略選擇。

第二，實施宏觀調控要考慮相關政策對存量——增量的不同影響。過去的宏觀政策更多關注GDP等增量指標的影響。但實際上，這些政策變量也會對存量（如資本積累、公共債務等）產生長期影響。政策變化有時可能對增量影響甚微，但對存量有較大影響。比如，從短期看，利率調整對刺激需求起不了太大作用（在面臨流動性陷阱時更是如此），但卻有助于減少利息負擔，保證債務的可持續性，那么，就需要認真考慮這方面的政策。再如，赤字率與政府債務存量問題。赤字率稍高可能并無大礙，因為我國中央政府的債務存量占GDP的比重并不高。這也是一種基于存量——增量辯證關系的綜合考量。

第三，存量—增量的互動拓寬了宏觀經濟治理思路。解決增量問題可能還需從存量角度想辦法。目前，討論較多的是居民消費意愿較為低迷，原因在于居民收入增長較慢。這都是增量思維。進一步看，完全依賴居民收入較快增長來提升消費是不夠的。因為在經濟增速放緩的大背景下，擴大就業和提高居民收入增速也面臨困難。事實上，在增量（收入）增長較難解決問題的情況下，可以考慮存量改革。比如，實施宏觀經濟再平衡，將較多的政府存量財富以一定方式向居民部門“轉移”，以支撐居民消費，這就包括政府在醫療、教育、社保以及保障性住房方面提供更多支持，解除人民群眾的后顧之憂，充分激活消費潛能。